9月23日，“2023中国实体经济发展大会”举行。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广东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研究院院长王茤祥在会上表示，本次活动的主题叫做打造现代产业体系的科创引擎，实际上已经把科技创新和现代产业的关系讲明了，核心就是如何建设科创引擎。
关于东莞发展实体经济的发展。王茤祥分享了四个数字：“第一个数字就是从全世界的统计的结果来看，大概100篇高水平的论文会产生1项有转化潜力的成果，就是100:1；第二个数字就是10项有转化潜力的成果，最终只有一项会成功；第三个数字就是在这些成功转化的成果之中，有2/3是以组建创业公司的形式来实施的，只有1/3是大企业主导的；第四个数字就是成功企业的概率，全世界大概是5%的创业成功率，但是一次技术创业成功率大概只有千分之一，就是他用一个技术去创业成功的，最终只有千分之一，其他5%的是在中间换了赛道。”
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广东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研究院院长王茤祥
王茤祥还表示，国家要对各个机构的定位清晰，要对那些做基础研究的机构，给予他们长期稳定的宽松的工作环境，让他们相对自由地在一定周期里去进行探索。这是我的一个考虑，国家的基础研究机构不需要多，基础研究不是所有人都能干的，应该把一批优秀的人选出来，给予他们相对稳定的支持，中长期的考核，也许还是会有一些改变的。
以下为部分发言实录：
王茤祥：很感谢邀请我来参加本次活动，本次活动的主题叫做打造现代产业体系的科创引擎，实际上已经把科技创新和现代产业的关系讲明了，核心就是如何建设科创引擎。
实际上，2014年8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七次财经工作领导小组的会上讲到，当代科技革命的主要特征是从科学向技术的转化，基本要求是重大基础研究成果产业化，实际上这就把如何建科创引擎指明了方向，划出了重点。也就是说，如何把成果转化这项工作做好，在中间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科技成果转化也是一个大家常说的词语，因为它很重要。
此外，有很多工作需要改进，可能全世界都在思考如何改进。在今天东莞发展实体经济的时候，这可能是更需要面对的问题，可能这也不是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或者几个小时能说清楚。在这里我和各位分享几个数字，可能从这几个数字中我们能找到一些解决的线索。
第一个数字就是从全世界的统计的结果来看，大概100篇高水平的论文会产生1项有转化潜力的成果，就是100:1。
第二个数字就是10项有转化潜力的成果，最终只有一项会成功。
第三个数字就是在这些成功转化的成果之中，有2/3是以组建创业公司的形式来实施的，只有1/3是大企业主导的。
第四个数字就是成功企业的概率，全世界大概是5%的创业成功率，但是一次技术创业成功率大概只有千分之一，就是他用一个技术去创业成功的，最终只有千分之一，其他5%的是在中间换了赛道。
这四个数字我给大家简单分享一下原因，原因说出来了，可能解决的问题也就有了。
第一个是为什么100篇论文只会有1项成果有转化的潜力？因为科学研究主要的目的是发现世界，而我们转化某种意义上是为了改变世界，二者的目的其实不太一样，因为科学研究不确定性非常大，所以自由探索，百花齐放，就是他必须坚持的原则。
所以很多成果并不是为了我们眼前改变世界而产生的，但是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因为百花齐放，追求那种无用之用，反而给了我们很多新奇的选择，有机会去做更好的创新，所以二者的目的不一样。
所以在此规律之下，我们要如何改变这个问题？没有别的办法加强基础研究，把100:1变成了200:2、300：3、500:5、1000:10要靠自己，也要靠全球的合作。因为基础研究是高智商的活动，需要全球共同来努力。所以在东莞今天的发展实体经济中改变这一点，可能会更好地融入全球创新网络，融入中国的创新高地，这是第一个分享的观点。
第二个是10个有转化潜力的成果只有1项会成功，原因是什么？因为科学研究是在一种理想化的情况下进行的，把其他条件都做到理想，只留下一个开放的问题，我们去想，这样才能找到事物的本质。但是在转化放大的过程中，其实是在一个真实的开放的环境中，很多条件不具备，不具备怎么办？就要引入新的技术体系来实现它，或者副反应也会出现，就要引入新的技术来克服它。
在这个过程中，技术体系越来越复杂，对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其实常常不是谁都能具备所有的能力，还有技术替代，市场的变化，资源的短缺等等，这一系列都会导致其夭折，所以只有10:1。所以10:1的工作是可做的，怎么做呢？就要想办法把它变成10:2、10:3、10:5，这个从全世界来看，大家搭建那种公共的研发平台，加速技术的熟化，综合性的实力提高，加速技术的熟化是一个很有效的办法。比如说东莞曾经引进的华中科大的研究院非常成功，这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搭建公共技术平台，提供支撑，加强多元化的资源支撑，保证好种子随时能获得资源等等，这是第二个数字的分享。
第三个数字是全世界成果转化成功中有2/3是创业出现的原因是什么？技术越先进，就意味着跟现在的产业体系越不匹配，所以大树底下不长草，它很难在里面获得话语权，基本上就把它清除出去。有企业老板曾经跟我说过，年产年销售额一个亿的项目在我这里说就不要了，但研究销售额一个亿的企业对一个创业公司很了不起，所以往往全世界都是让他们在外面长大，长到一定程度，大公司再将它并购，实现产业加速。
所以在这个环节，对创业的支持，如何搭建很好的创新创业生态，构建多元化的投资体系，让大企业开放应用场景，让政府开放应用场景等等支持创业很有意义，这是第三个2/3的关系。
最后一个数字是全世界创业成功的比例大概是5%，一次技术创业成功率千分之一。原因是现在的技术变化太快了，根本还来不及长大，就被别的新技术替代掉了，并且市场也越来越多元化，光靠一个技术，把一个企业做大的时代越来越难。只有一条路，就是在发展的过程中，如何去建立强大的技术后援团队，来支持不断改造技术基因，自己要更多地建立在一个协同创新的体系中，以更优秀的大学，更优秀的科研机构去紧密合作，把一些能消化的技术不断引入到体系中来。
今天有一个技术，它让你能够保本，明天可能有一个技术，它会让你挣钱，后天再有一个技术，它可能让你领先，只有这样不断累积，创业的成功率才会进一步提高起来，我就简单地给大家分享这四个数字，谢谢大家！
主持人（苏琦）：王茤祥老师，您刚才讲的基础研究，其实我现在觉得不完全是基础研究转化的问题，具体到基础研究这一块，您认为我们到底还有哪些短板？人才方面还是机制方面，因为您讲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您说他们其实是发现世界，不是为了改变世界，发现可能就是非功利的，那我们的一些体制机制和检测标准是不是不太利于这种非功利的这种出现？您怎么看？
王茤祥：基础研究的本质我们刚才已经说到是发现世界，发现世界其实需要你的智商，需要你的眼光，发现世界太难了，所以需要有耐心，这是它的基本的要求，一定是最聪明的那一帮人，然后他有好奇之心，有一个安定的、稳定的、长期的工作环境，这些都是基础研究必不可少的。而反过来说现实一点，我们国家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基础研究进步还是很大的，应该在全世界的主流学科里面，中国现在在世界上有5%左右是有话语权的，已经很了不起，毕竟我们国家现代化国家建设，现代科学体系建设还是有个过程。但这确实和我们的投入与国家的需要有差距，我个人认为核心就在于，我们把科研机构太容易定位成无所不能，其实这是很难的，因为科技创新的链条很长，基础研究、技术研发、产业转化、应用推广，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特点，而且学科门类极多，实际上是很难的。所以导致我们国家的基础研究95%以上的人在做跟踪式的研究，国外做了个什么，我们来验证它。但是我们国家的主要力量如果都关注到去验证国外的东西好不好，成不成功，不可能做出首创的成果。所以简单地说，国家要对各个机构的定位清晰，要对那些做基础研究的机构，给予他们长期稳定的宽松的工作环境，让他们相对自由地在一定周期里去进行探索。这是我的一个考虑，国家的基础研究机构不需要多，基础研究不是所有人都能干的，应该把一批优秀的人选出来，给予他们相对稳定的支持，中长期的考核，也许还是会有一些改变的。这我个人不一定成熟的想法。
主持人（苏琦）：讲到创新协同也好，或者区域竞争的这种优势凸显也好，我请教一下王茤祥老师，我对京津冀这一块有个问题，每个区域肯定都有自己区域的主导产业，或者是创新有所侧重，这是比较理想的状态。但是咱们又是一种竞争性，这种体制有时候竞争过度的就有扭曲，你有松山湖，我有金鸡湖，你有的我也都得有，就是说这种情况下，怎么样既有适度的竞争，又结合自己的优势，不过度竞争，造成一种资源的扭曲？结合大家的创新生态，反而好像都是因为政府强力主导，有一种雷同的这种现象，对此您怎么看？
王茤祥：您说的这个问题可能也是我们国家特别明显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政府的力量特别强，中央政府的力量特别强，地方政府的力量也特别强，所以他有能力去推动一些事。第二个问题又出来了，我们的政府的任期较短，所以必须要在有限的时间用最大的力量干一些最有显示度的事情，所以大家就更加容易去做一些投资的事情。
其实科技创新整个工作，包括现代产业体系的建立，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是一个科技势能和一个经济动能之间进行转换的过程，我们大部分喜欢做后面，因为显示度高，而做事其实是一个需要长远竞争能力的工作。
所以我有时候和大家在交流过程中，需要调度大家的积极性，但是可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就得有适当的侧重点，中央政府应该更多的把自己的精力放在这种打造势能的情况之下，把我们的科技创新的能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战略性的人才的培养等工作抓好。
地方政府鼓励适当竞争，因为技术有个特点，一个知识可以重复使用，所以不会浪费，势能的发展，比如说水，可以在山上拿去发电，也可以去做灌溉，它有不同的用途。所以大家在地方层面的发展，在中国的特点下，适度竞争有道理，我个人认为有合理性，有利于把势能把它发挥到极致。但是中央政府如何避免和地方政府之间进行这种雷同或者是竞争，可能是需要去考虑的。
如果有序去做，慢慢会发现产业的竞争，就像刚才有一位老师讲到，会慢慢呈现区域性，一定会给他的市场供应链的资源，一定会与它离市场的接近的程度高度相关，不可避免这个规律，短时间内可能有一个项目、两个项目能有一点影响，从长远来讲，它一定会形成一个最终的结果，不管你怎么竞争，所以我建议地方可以适度竞争，中央应该往后往深做一点，给地方差异化。
主持人（苏琦）：我赞同你的观点，但我们现在还有个问题，地方竞争之后，其实是竞争优势互补也好，或者是这种技术转移也好，包括你说的重复使用，我有个问题，我们中央喜欢选秀挑状元，一旦竞争一轮之后，就把这个基地或者什么产业等主要放在宁波，好像别的地方没有这个政策，甚至之前做了很多功夫就废掉了，你怎么看？
王茤祥：它这个也有它的道理，因为科技创新本身就是一个强者的游戏，可能解决1个问题的方案有10个、20个，但最终胜出的就来1个。因为你有些时候看得明白，有时候其实也是赛出来的，因为有的技术它不一定是最好，但是它可能最好适应了那个时代的供应链的对它的支撑，最好适应那个时候的需求，它的成本也合适，所以它可能就杀出来了。
而一旦它杀出来之后，技术往往也不是孤立的发挥作用，它是成组的，它形成一个黏性之后，别的要挑战它还并不是太容易的事情。所以当它已经形成的时候，其实我就像我刚才说的，国家不应该在这个地方下太多的功夫，指定这个地方干什么，那个地方干什么。我觉得除了一些战略性的产业，适当地到后期聚焦，只要是市场竞争产生的结果，其实前面牺牲的每一个烈士都没有白牺牲，因为成功是大家都一起支撑下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