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姚斌
逻辑学能够让我们“清晰思考”，具有逻辑性。伯纳・派顿的《身边的逻辑学》是我在十多年前读过的书，至今依然记忆尤新。伯纳・派顿教授告诉我们，清晰思考虽然罕见但却很重要，能够让我们发现“真理”。以投资为例，身为安然公司的投资者和员工，难道不知道在公司破产前知道内幕？在这种情况下，“真理”可以派上用场，知晓与安然有关的事实真相，会卖掉安然的股票，从而避免陷入危险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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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投资领域，简单的答案通常并不存在，因为简单的问题几乎不存在。我们面对的重要问题，大多数都很复杂。因此，不要不假思索地接受任何简单答案，尤其是回答复杂问题的简单答案。近年来，投资者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才得到这个教训：凡是容易口耳相传并被很多人使用的股市赚钱法，往往由于过于简单而无法持续。巴鲁赫・斯宾诺莎在《伦理学》末尾得出的结论“一切完美事物不仅罕见，而且难以得到”，除了适用于哲学，也适用于华尔街。由此可以推论出：复杂的问题难以回答。
概括一个类似“聪明投资”的“知识”是暂定的，因为它基于对经验的概括。原则上，下一个经验很可能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真实的概率知识以现实为基础，必须接受真实观察的反复测试与确认，所以没有任何一种概括知识是绝对的。不确定性源自于产生概括知识的方法，因此不确定性无法克服。一旦一项概括被证明为伪，许多类似的例子通常会随之出现。一旦规则被证明有误，我们往往如重见光明般发现其他许多例外。而只要找出一个例外，就能加以推翻。这个例外或许就是一只黑天鹅，那么“天鹅都是白的”的概括就不攻自破了。
由此延伸，一旦假账问题浮上台面，其他许多问题也将被揭穿。安然公司的一些假账问题被暴露后，其他许多假账问题也随之一一浮现，不仅是安然公司，其他许多公司都是如此。投资者会对问题更加警觉，或是更仔细阅读现金流量表等相关数据。一小块真理的小发现，通常就会开启大真理或甚至许多真理的大发现。美国证交会不仅开始调查安然公司，也调查其他有同样问题的公司。如此，发现欺诈就像瘟疫一样蔓延开来。接着，全国似乎就陷入全面爆发的假账疫情中。
如何证明分散投资的定律为真或伪？我们已经知道以简单观念说明复杂主题很容易出错，所以我们可以运用逻辑演绎将这个概括适用在这个特定处境上。既然投资是一个复杂的主题，那么“要分散投资”这个简单的建议就一定是错误的，因为它将复杂问题过度简化，所以它不可能适用于所有处境与所有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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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我们必须证明某人确实因集中投资而赚了钱。比尔・盖茨集中投资一家公司，即他拥有的微软，结果赚了数10亿美元；之后，盖茨分散投资，结果赔了钱。乔治・索罗斯在1992年对当地通行货币 ( 英镑 ) 下了巨额赌注 ( 100亿美元 ) ，结果赚了10亿美元；之后，当索罗斯不再集中投资，转而从事避险与分散投资时，反而赔了钱。
所以，重点不是分散或集中投资，而是在正确的时间做出正确的投资。集中或分散投资，与获利并无关联。有鉴于此，我们应该将精力集中在研究个人投资上，观察什么做法才是合理而符合期望的，而不该关注分散或集中投资的问题。如果我们果真分散投资，我们不该因此就相信自己的投资会安全无虞；而另一方面，也不该假定自己会因集中投资而一定获利。
集中或分散投资与获利并没有太大关系。两种策略都未能达到真正目的，因为投资成功的关键其实很复杂，主要与在正确的时间拥有正确的事物有关。分散投资的观念不可能在所有时间、所有处境下都管用。如果管用，则投资将变得极为简单，凡是分散投资的人都会获利，而且不到几个月时间，就能拥有全世界。因此，大多数投资建议都是胡扯。做为一种过度概括，分散投资这种观点使我们脱离现实处境而导致错误；做为一种简化，它隐藏了真理并阻碍我们做出正确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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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问题，认为只能在两个可能的答案中选择一个或者认定只有一个原因，这是一种错误的思考，其原因就出在过度概括的错误上。史蒂芬・古尔德在《人类的误测》中称这种错误为“二分法”，用来表示我们倾向于以二分法来说明复杂而连续的现实。二分法就是智与愚、白与黑或好与坏，这种错误被称为“非白即黑的思考”。非白即黑的思考是错误的，因为它过度简化复杂的处境，使我们忽略处境的复杂，并削弱我们想出其他解决方式的能力。
在生物进化论中，从一种生物向上回溯它的祖先，不管它和它的祖先之间有多大区别，这种区别也一定是经过无数个微小的步骤和过程，以一种连续的、平滑的方式实现的。这就是渐变论。而突变论者在猛犸象和乳齿像的化石中发现，在地球上出现过地理环境的骤然变化和随之发生的生命大规模灭绝事件。既然环境变化可以很突然，生物特征的变化也会因此变得很突然，似乎进化过程确实应该是快速的、跳跃的和断裂似的。从那以后，渐变与突变之争从未停止过。
但是，到了20世纪中后期，渐变论和突变论之间的冲突被两个新理论联手化解了。第一个理论，即间断平衡理论。他们认为，生物进化的速度不是恒定的，而是或快或慢的。绝大多数时间里，生物只发生很微小的、连续的、平滑的改变，形成所谓的平衡态；它们的特征仅仅在某些短暂的时间窗口才会发生快速的、跳跃的、断裂式的改变。第二个理论，即中性理论。他们认为，微观层面的基因序列的变异固然是随机的，但发生在不同位置上的影响却很不一样。有害的变异会被快速淘汰，剩下的则是大量中性变异和穿插于其中极少量有益的变异。这种变异的模式表现在生物的宏观特征上，就会展现出间断平衡的状态，即漫长的乏味的平衡态，以及穿插于其中的极短暂的快速变化。
在投资领域，最著名的二分法就是成长与价值。所谓的价值投资购买就其盈利和潜力而言相对便宜的股票；所谓的成长投资则瞄准那些有望快速成长、有更高估值的股票。这是源自于对这些股票长期潜力的认可。将成长投资与价值投资划清界线是无益的，而且有点刻意了，同时也是一件具有局限性的事情，显然无助于投资回报。
投资本来就应该投资有价值的公司，一个没有价值的公司本来就不值得投资，所以“价值投资”这个词组就是多余的。与价值投资取得相等地位的是成长型投资。价值投资偏向于股利，而成长型投资偏向于增长。只有成长才有价值，没有成长也无所谓价值，成长就隐含在价值中。因此，我们要做的是识别成长型的企业，而这一成长必须是在创造价值的基础上的成长。
对于这样的二分法，查理・芒格从不介入价值与成长之争。在他看来，所有的聪明投资都是价值投资。这样就将价值与成长之争一锤定音了。查理・芒格指出，成长型投资理念与其中支付很高的市盈率倍数或者市净率倍数没有关系，因为你已经明智地作出决定，美好的前景是如此确定以至于你仍然得到比你支付的价格更多的价值，即使是你以35倍市盈率买入的所谓成长股。如果这是合理的话，那是因为你得到的价值比你支付的价格多，但这仍然是价值投资。
由此可见，复杂问题有许多解决方式，而不是只有一两种。非白即黑的推论是错误的。非白即黑的推论无法考虑所有可能用来解决某个处境或问题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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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是偶然的，而非已确定的。这也是复杂性科学中随机性和不确定性的主题。当然，像下一次日食的发生时间、水星所在的位置，这些都是可以做出相对准确预测的事物。月球与太阳的引力造成了潮汐与潮流，而每年印制的潮汐表与潮流表预测了每日潮汐与潮流运动。绝大多数船员知道，这样的信息大致精确，但有时会有误差，甚至潮汐表也会引起风、各地反常的天气或其它无法理解的因素而出错。然而，一件事物能被精确地加以预测，往往是因为预测或被预测的事物与人类利益没有太大的关系。有关系的是人类的问题，如人类不确定的存在。比如，未来某一天的股票指数会是几点？哪家公司的股票会是较佳的投资目标？但这样的事情通常无法准确得知。未来终究尚未到来，能确定的只有今日。所以，要提防任何对未来事件所做的绝对预测，因为预测总会有错。
事件的因果联结往往出于偶然，我们比较常做的，是解释已发生的事，而非完整地预测将发生的事。在安然公司破产的一年前，安然公司的管理层虚增将近10亿美元的利润。此外，公司的高管开始利用内部消息大把炒作自己的股票，操纵股价交易，使自己和朋友们的股本稳赚不赔，而其他不知情的6.4万股票投资者却要为此付出代价。
投资者不可能在安然倒闭之前知道所有细节，但却可以借由分析来嗅出端倪。1999年，有人问伯纳・派顿要不要投资安然，他的回答是，巴菲特、彼得・林奇和他都认为：“绝对不要投资你不了解的公司。”既然不了解安然的业务，就不要去投资它。如果能够明智地分析安然高管的说法，那么也不会投资安然。如果知道他们的利益冲突与言行不一，那就更不会投资安然。
了解利益冲突，能协助我们挖掘隐含意义，并因此引导我们更了解真理。要发现利益冲突，必须分析言行不一。言行不一多半发生在出现利益冲突的状况下。聆听人们的说法，要注意他们的行为。如果人们说的与做的不相符，则应认定行为是可信度较高的真实证据。任何言行不一的行为都可以作为欺诈、虚伪、不诚实或愚蠢的证据。试着运用言行不一的证据来评价他人性格，这会让我们获益良多。一旦做出性格分析，便可预测未来可能的麻烦，之后则依照预测的结果行动。
前安然CEO肯・雷在招徕员工与大众购买安然公司股票的同时，却卖出了自己手中的安然公司股票。根据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两个矛盾的事物不可能同时为正，因此两者中必有一个为伪。安然公司股票要不是正如肯・雷所说的值得购买，就是应该卖出。我们现在知道，事实是如果你像他一样知道安然公司的状况，你也会像他一样卖出安然公司的股票。历史没有新把戏，总是在不断重复，安然也是在CEO说破产绝无可能之后破产。
现实就是这样残忍地存在着。因为现实存在，所以我们必须从现实的角度处理现实事物。而真理指的是实际存在之物，而不是不存在之物。大多数贴近现实的问题都不像燃料或食物问题那么简单。短期而言，清晰思考或许会招来麻烦；但长期而言，清晰思考通常是有利的。懒惰、盲从以及不愿接受任何新奇或不同的事物，这些习性不仅阻碍进步，也扼杀思考。清晰思考比任何工具更能清楚的告诉我们，什么可能为真，而是什么可能为伪。
